英国作为最早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既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也是20世纪史学流派迭出与学术思想多元的国家。20世纪英国史学格局呈现出的内涵特质与学术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50年代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史学流派与学术思潮的嬗变。以社会史家乔治·屈维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以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史学、以经济史学家乔治·科尔和理查德·托尼为代表的工党史学、以阿诺德·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等流派，各领一时风骚。二是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话交锋中，逐渐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取得了阶段性进步。同时，20世纪英国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不断得到强化，新史学理论、新史学方法与新学科领域不断产生。剑桥大学“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的彼得·拉斯莱特等人开创的历史人口学派与堪称主流的经济社会史学派并驾齐驱，昆廷·斯金纳倡导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风头强劲，微观叙事史与新文化史学不分伯仲，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异军突起，勾画了战后英国新史学思潮的复杂景观。三是专业期刊、史学机构与学术流派交互涌现、齐头并进，呈现出一派繁荣

2019年6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第二次联席会议审议并发布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2018-2019度工作报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总体发展规划3.0升级版》等文件。过去一年，G60科创走廊就城市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了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地，建设成效显著。科创走廊打造产城协同发展联盟科创走廊最早是借鉴国际上的创新高地如硅谷的101高速、波士顿128公路而提出的，它们都将一条或多条高速公路作为重要轴线，在轴线两侧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我国的科创走廊与国外自发形成不同，主要由政府主导建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建设为主要任务，有相对集中规划的空间范围，建设中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上海市松江区，浙江省嘉兴市、杭州市、金华市、湖州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宣城市、芜湖市以及合肥市沿G60高速公路和沪苏湖合高速铁路集聚创新要素和新兴产业、改革制度供给，以整合协同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产业高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更好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品格，提振民族复兴的精气神。文化自信折射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生活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增强文化自信，不能坐而论道、流于表面，而要紧扣文化生活的内在规律和深层逻辑，统筹操作，久久为功。只有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尊重实际、面向生活、贴近人民，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整体谋划和持续推进，才能切实增强文化自信，为进一步振奋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增添精神动力、文化营养和价值支撑。当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增强文化自信。第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离不开客观现实基础，离不开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定

妇女史是当代史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西方妇女史则是全球妇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西方妇女发展历程及其相关历史叙述的考察中，可以管窥妇女史研究对历史学发展的贡献及其对世界历史重构的启迪意义。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为历史学发展作出贡献一是对英雄史观和男性史学话语霸权提出挑战。长期以来，男性一直在父权制社会的现实和历史中担当主角，而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广大妇女则是“沉默的另一半”，成为历史叙述中的“失语者”。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在国际妇女运动和当代史学革新的推动下，妇女史研究蓬勃兴起，这使女性与男性一样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妇女史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家庭、婚姻等诸多方面，在妇女史研究推动下，与其相关的家庭史、性史、性别史、身体史和男性研究也逐步兴起，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推动了当代史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二是为历史研究增添新的分析范畴。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用作历史分析的基本范畴。“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75年，美国学者盖尔·卢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把性别制度看作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国外学术界对“生活世界”日益关注。社会生活史或者日常生活史作为史学变革中开辟的新领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西方日常生活史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介绍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家庭和社会生活等，而是深入分析其历史背景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含义。学界对日常生活史的考察说明，“文化”不仅包括社会精英的优秀文化产品，还包括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它是人们赋予生活意义的过程与方式。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服装、劳动和报时等视角描述了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是重构多面的历史的一种尝试。服装文化是古代世界日常生活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古罗马人服装的演变可以折射出罗马社会分层与文化变迁的状况。古罗马人的服装起初比较简单，在与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和南部希腊人的接触以及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服装逐渐从简单到复杂，穿着搭配也越来越讲究，基本可以归纳为托加（toga）、突尼卡（tunica）、斯托拉（stola）、帕拉（palla）、右肩系斗篷（lacerna）、带帽大氅（paenula）等几类样式。托加是自由民出身的罗马男性的主要服装，也被称作罗马人的民族服装

以研究《孟子》文本中的酒哲学为主题的论文大概是和酒本身的精神离开比较远的……说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也许过于高深，也会压迫目前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会容纳许多欺世盗名者（因为离开了文本，我们无疑更加难以印证哲学的水准），但无疑是值得主张和尝试的。因为那就是哲学。所谓实，也就是实际、实践、现实。所谓思，主要表现为理论，缺乏系统性的、处于零碎状态的可以称之为思绪、灵感等。从某种角度讲，实与思即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无疑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在做出必要的界定之后，我们必须强调，本文所说的还是实与思，不能简单等同于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虽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也似乎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遗忘。我们哲学界迷恋于史与思，以种种借口躲避直面现实——无论这现实是惨淡的（姑且借用鲁迅语）还是辉煌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哲学教育目前遇到的困境。今天我们或许需要再一次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史与思的危险我们不妨直说，实与思所针对的，首先就是史与思的提法。这种观点认为，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哲学史的回顾和总结。一定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所谓思就是对哲学史的思索，具体而言，就是对哲学史上的

在新时代，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该如何继续坚守指引实践的初心和深入现场的取向，又该如何根据新时代要求和教育主体与教育场景的变化创新议题，是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必须直面的新课题。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场景中学与教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在学习引介西方理论的同时，秉持指引教育实践的初心和深入教育现场的自觉，在提出本土议题、构建学科体系、助推课程改革等方面，取得系列重要成果，形成独立研究品质。但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出现了某种脱离教育实际、远离教育实践的倾向，整体上对教育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不强、对教育改革的引领力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对教育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需求。在新时代，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该如何继续坚守指引实践的初心和深入现场的取向，又该如何根据新时代要求和教育主体与教育场景的变化创新议题，是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必须直面的新课题。坚定价值初心教育心理学研究是因教育而存在、为教育而生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发布（资料图）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188比分直播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指引法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平台建设工作。伴随着这些文件的发布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司法工作开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上海更是率先启动“206”工程，打造未来法院人工智能系统。司法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前景实际上，碎片性的、尚未系统化的人工智能早已应用于司法工作。依照其最基本的含义——“使机器从事原本需要人类智能方可进行的工作”——案件检索系统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便是典型体现，而法律法规电子资料库更是成为全体法律人的必备产品。它们提高了司法工作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构成智慧法院建设的前期基础。只不过，在谈及“人工智能”这一语词的时候，绝大部分言说者和倾听者都将其和“机器人技术”杂糅在一起，进而只将具有“拟人”行为的机器作为“人工智能”的载体。这一普遍存在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做到一切人可以做的事情，因此，在司法工作中，机器人法官对人类法官的替代，便成为一种可以预期的未来。毕竟，机器人律师、机器人教师、机器人医生都已经为人所熟知，而机器人法官所面临的技术性难题必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消解。人